評《告別的年代》

評《告別的年代》

文、圖/廖博思

馬華文學。

很奇怪，光是咀嚼這四個字，皮膚似乎便已經感受到一股悶熱的濕氣。

馬華文學即是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作為一種“小文學”，馬華文學有一種“來自馬華族群對華文文化存亡續絕的危機感”。也許正因如此，馬華文學的創作總是難逃身份認同、國族焦慮、民族創傷、文明與野蠻的分野等母題。有評論家認為，馬華文學背后象征著的是“身份認同”——大概再沒有比馬華作家更糾結的華人寫作群體了：他們的先人從中國漂洋過海，現在卻把離開馬來西亞叫作“去國”，哪怕是移居大陸或臺灣；他們是夾縫中生存的一批人，既得不到馬來西亞主流文學圈的認可，又始終在大華語文學圈中處于邊緣位置；他們拼了命地堅守中文，又早已不自覺放棄了先輩作家堅守的“故國情結”——僑鄉亦是故鄉、彼岸猶若此岸，馬華文學一聲聲寫出的，都是“鄉關何處”的慨嘆。

黎紫書曾說，“馬來西亞華語文學，是戰斗的、悲情的，也是多元的、溫情的”，因為“我們從小就被教導去捍衛華人的一切權益，包括母語。我們比任何其他地方的華人都更抗拒失去什么，也更知道這必須用捍衛、抵抗的姿態才能保有”。

而她的代表作《告別的年代》也難以掙脫這種獨特的“馬華視角”。

黎紫書，本名林寶玲，1971出生于馬來西亞的怡寶。1993年從霹靂女子中學畢業后即投入報界工作，作品由詩歌、散文再到小說，小說則有微型、短篇而至長篇。她的作品多次獲獎，在馬華作家中有“得獎專業戶”之稱，甚至被媒體稱為“黎紫書現象”。

作為黎紫書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是令人驚艷的，正如她在開頭中說的那樣，這是“一本大書”，而且是一本結構“古怪”的“大書”，閱讀起來，也許需要更多的耐心。

不知道有沒有人像我一樣曾經設想過這樣一個場景：“我”在看電視，電視里的人也在看電視，而“我”之外也有人在看電視并進行點評——這部長篇理論上正是由這樣的三層敘事來結構：“杜麗安”的故事，“你”的故事，作者與評論者的故事。三層敘事互為表里，彼此衍生與暗示，勾連出一部如同“書中書”一般的馬來西亞華人的家族史。同為寫作者，我首先關注的當然是這本書運用的技巧，而令我拜服的是，黎紫書在其中是真的肆意張揚地炫耀著自己獨特的寫作技巧。復雜的三層敘事中，時空變得交疊而撲朔迷離，在作者通過各種諸如打亂頁碼、虛構注釋、仿造引文、運用大量暗晦隱喻的手段中，敘述變得不再可靠，歷史和記憶交錯互涉，每一層敘事都在相互質疑與提問，每一層敘事都在嘗試自我拆解，整部文體逐漸復雜而精巧，仿如一把精致的萬華鏡——也許這正是作者本人想要表達的對于記憶與歷史的態度——它們并非如歷史書上寫的那么確鑿無疑；而是像這本《告別的年代》一樣模棱兩可，不但作者不明，甚至前后矛盾，彼此拆解，像兩本不同版本的歷史教材或在不同人口中對某一事件迥異的記憶。

這樣獨特而繁復的結構無疑也為本書添加了不少趣味性：你可以把這本書簡單的歸結為用“書中書”形式串聯起的一個家族三代人的集體記憶，也可以因為作品反映了馬來西亞華人的歷史而將其作為管中窺豹的一個洞口，而在我看來更值得玩味的仍是黎紫書精巧的文本結構和由文學創作引出的虛實命題。

虛與實，真與假，一切都在文本中交錯穿梭，誰是作者？誰是批評家？這到底是平行時空的故事抑或我們也是書中人？也許正如黎紫書在名為《想像中的想像之書》的后記中所言，“南洋已逐漸沉沒在更浩瀚的時代之中”，當我們試圖抓住記憶，試圖書寫歷史時，我們會發現一切已變得曖昧不明，混沌難解。

我們總要與過去的年代告別，但拒絕遺忘，即使敘述已經變得不再可靠，記錄中夾雜了大量虛構，但正如黎紫書在書中寫的那樣：“不要害怕去愛，愛只是個侏儒，卻有高大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