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人物-弱冠詩名動九州——屈大均

文、圖/三閭后人

屈大均（1630—1696），號翁山、介子，號萊圃，廣東番禺縣沙亭鄉人（宋元明清時的沙亭鄉含現在的化龍鎮沙亭村、莘汀村，新造鎮思賢村，屈大均為今新造鎮思賢村人），明末清初著名學者、詩人，與陳恭尹、梁佩蘭并稱“嶺南三大家”。

屈大均像

嶺南初成

——弱冠即已名動

屈大均年幼家貧，曾被寄養在南海縣西場邵氏家，初名邵龍，號非池。15歲時，父親帶他回番禺故鄉祭祖，并且復姓屈氏。明亡后，屈大均追隨其師陳邦彥抗擊清軍。

屈大均自小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屈宜遇雖然從醫，但頗有儒學素養，他嗜書如命，曾經對大均說：“吾以書為田，將以遺汝。吾家可無田，不可無書”。他嚴督大均學業，親自講解，大均每夜“讀書三十頁，晨起父前背誦，不遺一字”。13歲能文，14歲善詩文，同里人結西園詩社。“孝廉曾起莘奇之，俾從陳邦彥學于粵秀山，試輒冠其曹。”15歲時，屈大均的才學已經開始引起鄉人的驚訝，同縣舉人曾起莘（即大名鼎鼎的海云寺住持天然和尚）推薦他就學于當時在越秀山下講學的順德人陳邦彥名下。

屈大均曾賦詩記述了當年讀書情形和自己的遠大抱負：

“憶昔從師粵秀峰，授書不與經師同。

捭闔陰謀傳鬼谷，支離絕技學屠龍。”

對于屈大均來說，在越秀山下求學的經歷，可謂是他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他令世人驚訝的博學、貫穿一生嚴謹的治學方法以及為人之道、對家國的深切眷戀，都是在這個時期打下基礎的。陳邦彥以文行見重于時，為人剛直重氣節，他所教授的是經世致用之學，對屈大均影響尤深。受業期間，屈大均和陳邦彥之子陳恭尹互相切磋學問，后來兩人與梁佩蘭一起并稱為“嶺南三大家”。

屈大均是一個多產的作家，現存詩歌六千多首。他的詩有充實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民族斗爭精神。由于一生為反清斗爭而奔波跋涉，險阻艱難，備嘗其苦，因此其詩不論是揭露清兵暴行，表現亡國慘痛，還是寫人民苦難、個人遭際，都感情濃烈，慷慨有奇氣。清初內閣大學士徐嘉炎在《道援堂詩集序》中說：“翁山少值流離，方袍圓相，走齊魯燕晉諸地。所歷殘圩廢壘，重關古戌，有可慨于中者，徘徊憑吊，長歌當哭，識者知其有托而逃。……酒酣可熱，縱談古今興衰治亂忠孝節烈之事，往往吟性勃發，千年會赴。”屈大均的詩歌創作，代表了清初嶺南詩壇的最高成就，被譽為“嶺南三大家”之冠。“清初八十年間是中國文學史上詩歌創作比較活躍的時代，其成就也超過了明代。”

嶺外之行

——深交名人志士

屈大均一生，與嶺外人交往之廣泛、友誼之篤深、聯系之密切、層面之復雜，較歷史上其他嶺南名士突出。這方面的活動，在他的一生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對于他的詩風文名、思想意識乃至清初嶺內外文化交流都有較大的影響。

屈大均一生嶺外之行共有五次，足跡遍及東南沿海，且北上東北遼東，西出雁門關，范圍幾及半個中國。從首次越嶺至不再出嶺，前后近30年，在嶺外時間約合13年，交往十分廣泛。

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詩壇盟主、大學者、浙江人朱彝尊入粵，與屈大均結為知己。回江南后，將屈大均等人的詩詞作品帶回江南，屈大均的詩名遠播海內。后來，屈大均北上，遍訪江南，經朱彝尊之介紹，屈大均結識了一大批著名詩人學者及反清志士，如顧炎武、王士禎、毛奇齡、錢謙益、魏畊等。

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軍攻陷廣州，次年，陳邦彥、陳子仕、張家玉等人舉旗抗清。屈大均投奔陳邦彥，17歲的他獨領一隊，“矢盡猶爭先”。各路反清義軍相約圍攻廣州不克，終于兵敗，陳邦彥被殺。屈大均后來前往肇慶，向南明永歷帝呈上《中興六大典書》，不久因父親病危急歸。清順治七年(1650年)，清兵再圍廣州，屈大均為避禍，于番禺縣雷峰海云寺削發為僧，法名今種，字一靈，又字騷余。名其所居為“死庵”，以示誓不為清廷所用之意。順治十三年(1656年)，開始北游，并結識了李因篤、傅山等文人志士。

思賢亭記

屈大均全集

康熙六年(1666年)，顧炎武在山西與屈大均首次見面。他對小他17歲的屈大均也早有所聞，一見如故。詩贈大均：

“弱冠詩名動九州，紉蘭餐菊舊風流。

何期絕塞千山外，幸有清尊十日留。

獨漉泥深蒼隼沒，五羊天遠白云秋。

誰憐函谷東來后，斑馬蕭蕭一敝裘。”

詩中表達了顧炎武與屈大均相識的欣喜之情及對屈氏詩作的贊賞。還贈屈大均“君追孔氏諸麟書，我學三閭持橘頌”等詩句，可見他倆志向之同。屈大均也作詩回贈：

“雁門北接嘗山路，爾去登臨勝概多。

天上三關橫朔漠，云中八水會渾河。

飄令且覓藏書洞，慷慨休聽出塞歌。

我欲金籍圖五岳，相從先向曲陽過。”

刻苦讀書固然是促使屈大均詩風改變的一個因素，而他的經歷及受嶺外人士的直接影響也有很大的關系。在不同時期的抗爭過程中，嚴峻的斗爭形勢和戰火中哀鴻遍野的殘酷現實，使他的詩風逐漸以剛健蒼涼代替了早期的飄逸華麗，奔放的浪漫主義與寫實的現實主義熔鑄一起，形成嶺南大家沉雄悲壯的藝術風格。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屈大均給兒子留下遺囑：“吾死后，以幅巾、深衣、大帶為殮。大帶書碣‘明之遺民’。墓亭書‘孝子仁人求我友，羅威唐頌是我師。’”羅威、唐頌均為番禺先賢，或終生不仕，或德政愛民。次年，大均逝世，終年66歲。

屈大均一生歷盡磨難而明心守志。他多次出嶺外政治目的在于聯絡明之遺民，結交抗清義士，尋求志同道合者，并有所作為。他廣交遺民義士，搜集中原與嶺南抗清成仁義士事跡，寫成《皇明四朝成仁錄》，收有137篇傳。褒獎仁人，宣揚節義之意義，則是昭然若揭。該書成集，有不少素材即賴于嶺外人士提供。

順治十五年（1658年），屈大均北上至京師，循崇禎帝故跡以吊念。第二年三月，屈大均在金陵與一幫明朝遺民集于南陔草堂為崇禎帝設祭行禮。幾年后，大均回到廣東，與陳子升、陳恭尹等南海、番禺等地朋友聚集于西郊草堂，座上十數人，除梁佩蘭外，其余的都隱居于市不為清廷服務。可見屈大均與嶺外人士交往不僅自己受到激勵，還通過他影響、感染到嶺南義士。

屈大均墓道

《廣東新語》

——商品經濟先驅

明清之際是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衰亡的歷史階段。由于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中國東南沿海部分地區出現了新的經濟因素——資本主義萌芽，市民階層開始步入歷史舞臺，中國社會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

屈大均主張為人不尚虛華，為學不尚空談，做事講求實用，這一思想尤其表現在他注重國計民生，關心社會經濟生活方面。屈大均身處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前沿的廣東，作為思想家，他比同時代人的高明之處在于他能掙脫傳統的束縛，以博大開放的胸襟歡迎并贊賞這場巨大的變革，他高度肯定了嶺南發達的商品經濟，贊美粵人的商品意識，描繪發財致富的動人景象。他的代表作之一《廣東新語》，雖然不是一本專門的科學技術論著，但有學者統計其涉及科技問題的篇幅占了全書的68%，有十萬字是屬于農業方面的內容，還有三分之二是有關國計民生方面的記載，全面地反映了明末清初廣東的經濟發展概貌。有些學者還專門探討了屈大均對自然科學的研究，認為他注重科學實踐，側重綜合研究和哲學概括，體現了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此外，西方文化在明清之際已開始滲入嶺南，這對于屈大均也產生了較深的思想影響，并形成了某種新潮的文化觀念。從屈大均所撰《廣東新語》的內容看，他已具有較強的商品意識，對于海外貿易顯得特別關注，他曾寫《廣州竹枝詞》：“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詞中反映了屈大均已深刻認識到開展對外貿易，面向東西二洋，是發展經濟的重要途徑。他對西方先進科技的物品，諸如玻璃鏡、望遠鏡、顯微鏡、自鳴鐘、海洋圖、地球儀等舶來品大加贊賞，這在當時應說是一種難能可貴的開放意識。

《廣東新語》集各史志之所長，記述詳實，內容豐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歷來評價極高，當代學者譽之為“廣東大百科”。更具開創性的是，屈大均樹立了以社會經濟生活為中心的經世致用史學，并且“以詩為史”，在從封建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的過渡中起著先驅的作用。

屈大均去世后，顧炎武的學生、翰林學士潘耒為《廣東新語》作序，對此書經世致用的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他在序言中提到：“先生中年斂華就實，留心世故，練達多通，有用世才，非詞人墨客大言無當者比”。《廣東新語》是屈大均提倡經世致用的一部“實學”之作。

屈大均站在時代的前列，為嶺南商品經濟吶喊助威，發揮了思想先驅的作用。這些都表明了中國傳統觀念在近代的轉變已經在屈大均身上逐漸產生了，作為嶺南社會率先走向近代化的一位思想先驅，屈大均對后人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屈大均對后世的影響是深遠的。嶺南文化從封建社會末期走向近代社會階段，明末清初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時期，屈大均在這一時期中成了承先啟后的人物，他為嶺南文化向近代發展做好了思想啟蒙的準備，從某種意義上說屈大均的思想與顧炎武、王夫之是同一時代的產物，他們都帶有近代啟蒙主義的思想色彩，屈大均無論在建立學術思想，改革研究方法，或是端正學術風氣都有過杰出的貢獻，在嶺南文化發展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

屈大均祖祠--屈氏大宗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