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人民音樂家”

　　冼星海（1905—1945），曾用名黃訓、孔宇，祖籍廣東番禺，出生于澳門，中國近代著名作曲家、鋼琴家和音樂教育家，享有“人民音樂家”之譽。青年時期，先后入讀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上海國立音樂院。1929年赴法國巴黎留學。1935年回國后，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創作的《救國軍歌》《在太行山上》等被廣為傳唱。1938年赴延安，后擔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創作了《黃河大合唱》等不朽名作，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斗志。1945年因病在莫斯科逝世。冼星海一生都在用用紅色信仰譜寫不朽樂章，2009年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杰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志存高遠、艱苦求學

　　冼星海祖籍廣東番禺，1905年6月出生于澳門一個貧苦的漁民家庭，因為出生在星夜的海上，母親給他取名為“星海”。出生前父親已去世，堅強的母親帶著他辛苦勞作，艱難地維持生活，也煉就了他不屈不撓、艱苦奮斗的堅強意志。從小時候聽母親哼唱廣東民歌起，冼星海就深深地愛上了音樂。少年時期，他秉持著對音樂的熱愛，自己摸索著學了一些小提琴、樂理、作曲和指揮等知識。1924年嶺南大學附中畢業后，冼星海一邊選修大學的課程，一邊工作貼補家用。他做過打字員、嶺南大學附設華僑學校的庶務、小學音樂教員，還兼任嶺南大學銀樂隊的指揮。雖然生活窮困、學習音樂的條件很差，但冼星海刻苦鉆研，虛心求教，取得了較大進步，曾獲得過“南國簫手”的稱號。為了更好地學習音樂，1926年他辭別母親，想辦法進入了當時的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學習。但不久教育部解散了這所學校。為了繼續自己的音樂學習，1927年冼星海南下上海，進入國立音樂學院學習。在此期間，他加入進步文藝團體“南國社”，結識了一些進步青年，開始思考“學音樂到底為什么”的問題。1929年暑假，冼星海因參加學潮而失學。為了實現攀登音樂高峰的理想和抱負，他再一次辭別母親，遠赴巴黎求學。

　　在巴黎求學期間，冼星海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由于身無分文、又沒有官費資助，冼星海每天為了三餐一宿、不至于餓死街頭而疲于奔命，餓著肚子練琴是生活的常態。他在《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中寫道：“我曾經做過各種各樣的下役，像餐館跑堂、理發店雜役，做過西崽（Boy），做過看守電話的傭人和其他各種被人看作下賤的跑腿……我失過十幾次業，餓飯，找不到住處，一切困難都遇到過……有幾次又冷又餓，實在堅持不住，在街上癱軟下來……餓得快死，沒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館、大餐館中去拉奏討錢”。“忍辱負重”成為他當時生活的最好寫照。而且，困擾他的不僅僅是三餐一宿問題，還有巴黎冬天的寒冷。在寒風刺骨的冬夜，他蝸居在四面全是玻璃、而且大多破損的狹小出租屋里，沒有棉被的他只能裹緊大衣御寒，時常無法入眠。他的手指被凍得僵硬，使得練琴變得很困難。另外，在旁人看來，“冼星海并不具有學習音樂最好的資質，比如他沒有聰敏的耳朵和靈活的手指，另外相對于學習提琴的最好年齡，冼星海顯然是偏大了”。

　　但是，冼星海并不灰心，“不怕天，不怕地，只怕自己不努力”，只要有時間有力氣，就會鍥而不舍地練琴、學音樂。他克服諸多困難，在馬思聰的介紹下向世界著名的提琴師奧別多菲爾學習小提琴。在奧別多菲爾的引薦下，向巴黎音樂學院的加隆教授學習和聲學、對位學和賦加曲。后來又跟隨圣詠學院的丹第教授、昂古特教授學習作曲，向拉拜教授學習指揮。冼星海如饑似渴地學習，他的演奏技巧、音樂理論和指揮技能都迅速提高，還創作了著名的曲子《風》。《風》問世后受到音樂界的好評，冼星海的音樂才華逐漸被法國音樂界所認識。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著名教授杜卡決定收他為徒，并同意他報考巴黎音樂學院。憑借優異成績，冼星海考上了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入學后，冼星海專心學作曲，兼學指揮和音樂理論。經過七年艱辛努力，終于成為作曲、小提琴、指揮的優等生，圓滿地完成了學業。

　　追尋光明、忠誠愛黨

　　1935年夏學成歸國后，冼星海便開始了為發展中國新音樂而艱苦奮斗的歷程。回到上海后，他遭受當局反動統治者的冷遇，經歷了一系列挫折。嚴酷的事實，使他很快拋棄了“脫離實際的成名成家的幻想”，積極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一步步走上革命的音樂創作道路。1938年10月，冼星海來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以下簡稱“魯藝”）任教。當時的延安，革命斗爭形勢嚴峻、物質生活條件艱苦，但冼星海嚴格要求自己，在實踐中有意識地磨煉自己。當時延安的音樂系教學設備比較簡陋，對此他毫不介意，而是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比如他動員大家就地取材、自制樂器，經常用高粱箭桿、樹枝做指揮棒。他始終保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想方設法克服各種困難，培養了大批音樂人才，撰寫了大量的音樂理論文章，創作出一大批優秀音樂力作。

　　在延安，冼星海看到了光明的曙光，思想發生了質變，逐步從一個愛國主義者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在入黨志愿書中，他向黨表示了誠摯的愿望：“我希望接受黨的指示，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并把它用來建設中國新音樂，創作大眾化、民族化的中國新興音樂。因此，我誠懇地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申請入黨的自傳里，他向黨宣誓：“把自己貢獻給黨！”、“不顧一切，為黨努力和奮斗！”1939年6月14日，“魯藝”黨組織同意并批準冼星海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天是我入黨的第一天，這是我生命中最光榮的一天。

　　冼星海非常重視政治學習，積極進行思想改造。據他的學生、著名音樂家馬可回憶：“冼星海勤奮地學習政治，他似乎要用加倍的努力來彌補過去在這方面的不足。土紙訂成的本子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筆記，新發的書籍在他不斷圈點和翻閱中很快變舊了。”1940年5月離開延安后，冼星海繼續閱讀了很多政治理論書，在他寫給夫人的信中，多次談到政治理論學習的事。除了政治學習，冼星海還積極參加開荒、種地、挖窯洞等勞動，落實毛澤東同志“一面學習，一面生產”的號召。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對冼星海思想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促進作用。冼星海積極參加組織生活會，虛心接受各種批評，并以這種批評作為參考，修改自己的作品。在《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中，他特別提到：“還有一種批評，給我的益處較大，那就是負責當局的關于方向的指示。譬如他們所主張的‘文化戰線’，那關于音樂上民族、民主、大眾化、科學化的方向等，給予我對新音樂建設的研究和實行問題上有很多的啟示。”通過政治學習、實踐鍛煉、黨組織的關懷和培養，冼星海逐步樹立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

　　入黨后，冼星海虔誠地實踐著自己的誓言，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忘我地為黨工作。他在延安約一年半的時間里，除了抓緊可利用的時間繼續譜寫尚未完成的《民族解放交響樂》之外，還譜寫了《軍民進行曲》《生產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犧盟大合唱》等歌曲。尤其令人矚目的是，1939年冼星海與詩人光未然（張光年）合作譜寫了《黃河大合唱》，此作品被稱為中國抗戰音樂里程碑式的劃時代巨著。1939年5月被任命為魯藝音樂系主任后，冼星海更是不遺余力地工作，為培養抗戰音樂干部、建設新音樂隊伍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40年8月在西安時，四川某大學打來電報，許以180元的月薪，聘請冼星海去任教。當時冼星海在魯藝的月薪才15元，兩者相比，整整高出12倍，然而遭到冼星海斷然拒絕，他慨然表示：“我不是用錢買得動的，藝術家有他自己的人格，也有階級性和黨派性的。我是不容易被人動搖的。”這體現了冼星海對黨的事業的高度忠誠和堅定的政治立場。

　　羈留蘇聯期間，在貧病交加、艱難困苦中，他也從不懈怠，“沒有一天停過自己的筆”，為黨努力工作，創作了《后方》《牧馬詞》《敕勒歌》《滿江紅》等作品，最終完成了《民族解放交響樂》的創作。在這些作品里，他無情地鞭撻法西斯主義，滿腔熱忱地謳歌祖國和蘇聯的革命事業，頌揚勞動人民的偉大力量，表達了對神圣的正義事業必勝的信心。在《民族解放交響樂》的扉頁上，冼星海寫到：“此作品獻給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黨中央委員會和光榮的領袖毛澤東同志”，表達了深厚的愛黨之情。

　　心系群眾、傾情為民

　　冼星海有很強的群眾觀念。他出身貧苦，青年時期坎坷艱難的求學經歷、在異國他鄉的流浪生涯，使他始終同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在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中，他更加廣泛深入地接近工農民眾，對他的思想和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在《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中寫道：“我喜歡接近學生，尤其喜歡接近工人、農民……他們對我的作品表示歡迎，我從他們的喜怒里，尤其勞動的呼喊、抗爭里吸收新的力量到作品里來……而尤其覺得高興的，是我的作品那時已找到了一條路，吸收被壓迫人們的感情。”在他寫給母親的信中，也深刻地表達了他對勞動人民的濃厚感情：“我常常感到民眾的力量最偉大，民眾對音樂的需要，尤其在戰時，那使我不能不忍痛地離開你而站立在民眾當中。他們熱烈地愛著我，而我也熱烈地愛護他們。”經過延安時期革命斗爭的洗禮，他更加牢固地確立了群眾觀念，他表示：一個音樂工作者，一定要和民眾結合在一起，為民眾、為偉大的中華民族不懈地奮斗。

　　音樂創作中，冼星海不懈追求音樂的大眾化。他強調音樂家不僅要在思想感情上堅定地和人民站在一起，而且要在音樂題材和體裁上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戰斗要求。工農大眾和革命群眾始終是他音樂創作的中心和基本對象。他創作了許多表現工農群眾勞動生活的作品，如《頂硬上》《二月里來》《拉犁歌》《搬夫曲》《起重曲》《抬土歌》和《路是我們開》等等，這些作品不僅刻畫了勞動群眾在勞動生活中的沉著堅毅形象，而且表現了他們在當時政治斗爭中的積極樂觀情緒，起到了反映社會現實、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在創作技巧上，冼星海特別注重運用老百姓熟悉并易于產生共鳴的音樂語言和表現形式，以便于人民理解和傳唱。他強調：“大眾化的音樂，它必須為大眾所接受和把握，因此要簡單，同時要懂得大眾的心理。”他大量廣泛借用老百姓耳熟能詳的民歌小調、曲藝、戲曲和器樂，來表現普通民眾的社會生活，使其作品更加通俗易懂、貼近大眾。例如，《生產大合唱》以載歌載舞和戲劇表演相結合的形式，以及具有濃郁鄉土氣息和民間音樂風味的曲調，生動地表現了解放區人民的生產勞動和抗戰斗爭的畫面。正是由于冼星海采用了這些為人民喜聞樂見的創作方法和形式，將其作品的時代性、民族性和人民性深刻而又自然地展現出來，所以得到了人民的認可和喜愛。毛澤東同志稱他為“人民音樂家”，他是當之無愧的。

　　熱愛藝術、孜孜探索

　　1935年學成歸國后，冼星海積極投身于眾多愛國音樂人發起的“新音樂運動”，對“新興音樂”進行了深入探索。他在西方接受了正規而傳統的音樂教育，但在音樂創作過程中，卻不遺余力地致力于中國音樂的普及化和大眾化，堅持不懈地探討中國音樂的“民族形式”。他認真地向民間音樂學習，并努力掌握它們在形式、結構、單調、調式等方面的特點，同時又深入挖掘蘊藏在民間音樂中的民族精神和氣質，對于被一些音樂家所輕視、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民間打擊樂、二胡、琵琶、笛子等樂器，冼星海都在《黃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軍民進行曲》等作品中大膽地嘗試使用。他善于吸收幅員遼闊的中國各地的民間音樂，使其旋律既有北方的高亢、蒼涼和大氣，又有南方的秀美、婉約和流暢。他以滿腔熱情研究民族音樂、民間歌謠，同時站在世界音樂的高度，注重參考運用西方音樂的成果創新中國音樂形式，來表現新的時代、新的生活和新的思想內容，如他創作的《太行山上》《黃河怨》《到敵人后方去》《黃河之戀》，都是非常出色的“洋為中用”的范例。他以堅忍不拔的精神探索中國音樂的民族氣質和民族風格，為現代中國的音樂藝術開辟了融合中西、貫通雅俗的新道路。

　　為了創作出好音樂，冼星海注重學習吸收各種知識。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他都十分珍惜各種學習機會，不知疲倦、如饑似渴地學習音樂知識和前人的經驗，閱讀各種書籍。他在“創作札記”里寫道：“作曲的道路是遠無天涯的，我得忍耐專心去學習和努力。”據當年嶺南大學的同學回憶：冼星海喜歡文學，特別請人教他中國詩詞，并研究過美術和書法。冼星海曾說：一個學音樂的人，單做演奏者是不行的，他必須能夠作曲譜和歌詞，要寫歌詞，就必須懂得中國詩了。退一步，要欣賞理解別人的歌詞，詩的修養也是必要的。為了搜集民歌、汲取民歌的營養，他還學習當地的語言，熟悉當地民間的生活。在延安時期，他努力加強理論修養，尤其是馬列主義藝術理論的修養，他說：“假如你不弄通馬列主義，你的藝術造就是有限的。”通過政治學習，他“發現了音樂上許多的問題過去不能解決的，在社會科學的理論上竟得到解答”，從而正確地解決了“音樂與抗戰”“音樂與人類解放”等問題。為了表現作品的思想性，他會收集大量的資料、學習各種知識。據他的“創作札記”記載，為了寫好《民族解放交響樂》，他做了極為充分的準備：學習中國歷史，摘記祖國歷年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史實，對當朝的腐敗無能、割地賠款的恥辱史做了統計，還記錄了歷代農民群起暴動反抗的動人事跡。1940年9月，冼星海在寫給夫人的信中還說：“我們學識實在不夠……因此我們更要努力學習，學習而又學習”，由此可見，他對藝術的追求與熱愛從未止步。

　　赤心報國、抗日救亡

　　冼星海有著熾熱的愛國思想。巴黎求學期間，他心系祖國，思念家鄉，當他觀看法國人民在國慶節游行時，想起了自己的祖國，他“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來，在悲痛里思考了應該怎樣去挽救祖國危亡的問題”。當看到日本侵略中國的圖片時，他的民族自尊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更堅定了他回國報效祖國的決心。巴黎時期冼星海的音樂作品，不論是器樂還是聲樂作品，都蘊含著對祖國的思戀和海外游子的鄉愁，表達了他對祖國的關注和赤誠之心。1935年畢業后，以冼星海的成績完全可以留在法國優越的工作環境中，從事條件良好的工作，享受優厚的生活待遇。但他婉言謝絕了巴黎同行和友人的盛情挽留，毅然決然地回到災難深重的祖國。當冼星海回到祖國，當時祖國的現狀和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大大激發了他的愛國情感，他說：“我是一個有良心的音樂工作者，我第一要寫出祖國的危難，把我的歌曲傳播給全中國和全人類，提醒他們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1937年12月，冼星海在武漢給母親寫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別了，親愛的媽媽，祖國的孩子們不愿忍受做沒有祖國的孩子的恥辱，讓那青春的戰斗的力量支持那有數千年文化的祖國。我們在祖國養育之下正如在母胎哺養一樣，為著要生存，我們就得一起努力，去保衛那比自己母親更偉大的祖國。”冼星海依戀他的媽媽，但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他選擇要“去保衛比母親更偉大的祖國”。冼星海來到延安后，他的愛國熱情在新環境影響下更加高漲起來，此后創作的音樂作品都散發著濃濃的愛國情，成為一名具有革命情操的音樂家。他的創作始終將祖國和人民放在首位，他疾呼：“讓我們在抗戰艱苦過程中鍛煉我們的新音樂吧！讓我們更自由地歌唱新中國吧！”

　　冼星海以音樂為槍，為抗日救亡發出怒吼。1936年1月，冼星海受“一二·九”運動的鼓舞，為上海愛國學生譜寫了學生運動歌曲——《戰歌》。這是冼星海回國以后創作的第一首救亡歌曲。此后，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加深和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日益高漲，冼星海將其藝術生命完全融入民族解放斗爭中，其所有創作幾乎都圍繞著抗日救亡這一主題來進行。據統計，在其藝術生涯的最后10年所創作的200多部各類音樂作品中，抗日救亡題材的占90%以上。其中，著名的代表作有《救國軍歌》《大刀進行曲》《只怕不抵抗》《到敵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九一八大合唱》《生產大合唱》和《黃河大合唱》等。尤其是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頌歌《黃河大合唱》，一經上演，即轟動了延安，繼而傳遍中國，極大地振奮了中國人民同仇敵愾、奮起抗日的熱情。1939年5月，毛澤東和黨中央其他領導同志觀看了《黃河大合唱》的演出，歌聲一停，毛澤東站起來高興地連聲說：“好！好！好！”還特意單獨接見了冼星海，勉勵他為人民譜寫更多更好的音樂作品。周恩來則揮筆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冼星海不但致力于創作活動，還以極大的熱情開展救亡歌詠活動。從法國回到上海不久，他就到群眾中去教歌、組織歌詠隊，免費為上海文化界、話劇界和音樂界的左翼人士配曲、配音。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后，冼星海參加了“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戰時移動演劇第二隊”，隨隊到南京、徐州、開封、洛陽、鄭州、武漢等地演出，宣傳抗日。他們除了在劇場演出外，還走上了街頭，深入到鄉村、學校、部隊、廠礦，不僅傳播救亡歌聲，播灑抗戰音樂火種，還幫助當地組織起了眾多的歌詠團體，使抗日歌詠活動如火如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協議簽署后，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的領導下，冼星海等又在武漢組織了10個抗敵演劇隊和4個抗敵宣傳隊，開展抗戰宣傳周活動，舉行了數十萬人參加的群眾抗戰歌詠火炬游行，掀起了當時以武漢地區為中心的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的高潮。他說：“我們要利用救亡音樂像一件銳利的武器一樣，在斗爭中完成民族解放的偉大任務。”冼星海是抗日救亡歌詠活動的發展者和傳播者，從精神上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

　　朝乾夕惕、鞠躬盡瘁

　　冼星海始終保持強烈的事業心、責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克服艱苦的物質條件、音樂器材的貧乏、身體營養不良甚至病痛等因素的困擾，保持旺盛的創作熱情，夜以繼日地工作，為中國的革命音樂事業無私奉獻。他曾說：“一個音樂工作者要為他終身的音樂革命事業、音樂工作奮斗到底，直到他離開世界。”他也的確做到了。1938年春在國共合作的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工作期間，冼星海投入到發動抗戰歌詠熱潮的緊張戰斗中，“他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與同志們一起，發動組織了一百多個抗戰歌詠團體，熱心地對各團體進行輔導”。到延安后，在黨中央的關懷培養下，冼星海更加以昂揚的工作激情，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這期間，他不僅承擔著繁重的教學任務——講授作曲法、自由作曲、指揮法與實習、曲體解剖等課程，還要擔負籌備、指導晚會的工作，并擔任指揮，而延安的晚會是很多的，需要花費很多精力。另外他又受邀到烽火劇團、“抗大”“女大”等團體授課，到一些機關單位去教唱歌。所以，冼星海白天給魯藝的學生們上課，晚上則兼任很多教歌的工作，每天的時間都安排得很緊張。他廢寢忘食地工作，與學生談話而忘了吃飯是常事，他總是說：“多花費些時間幫助同學們，比自己多吃點飯要好得多。”有時他甚至忍著病痛，熱心地輔導同學，自己不能寫，就讓同學們邊聽邊記。在沒有多少參考資料的情況下，冼星海還完成了一系列教材、論著的撰寫，為黨的音樂理論建設做了重大貢獻。除了上述工作，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他創作了大量高質量的音樂作品，包括六部大合唱、兩部歌劇（一部未定稿）、一部交響樂、幾十首歌曲。在延安一年多的時間內，冼星海取得了如此驕人的成績、做出了如此突出的貢獻，如果不是對工作充滿無比熱愛之情、沒有旺盛的斗志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是不可能的。離開延安之后，冼星海無論滯留西安、還是在蘇聯、蒙古等地，他依然關注祖國的革命和斗爭，為發展中國新音樂而努力工作。在遠赴蘇聯之際，冼星海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說：“為著工作，我應當把個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把一切力量放在工作上。”被迫滯留國外期間，無論在戰爭環境、缺乏安定的創作條件下，還是在饑寒交迫、身體不適的情況下，冼星海都積極學習吸收蘇聯、蒙古音樂的技巧和經驗，不停頓地進行音樂創作，繼續攀登音樂高峰，并繼續以音樂作為武器，聲援中國人民抗戰和蘇聯人民反法西斯的斗爭。長期的營養不良和超負荷的工作令冼星海的身體異常疲弱，1944年底他再次病倒了，但在病榻上他依然不輟創作。他在寫給蘇聯作曲家格里艾樂的信中說：“我在病中完成了《中國狂想曲》和六十首中國歌曲。在此間創作欲望一直沒有喪失。”冼星海頑強地與病痛作斗爭，只要生命不息，他便不停下手中的筆。在接受醫院搶救的日子里，冼星海對未來依然充滿信心，他說：“我還想再活三十年，為了我的音樂能表現出中國人民所應當做的一切。”但被勞瘁所傷的病體已無法支撐他的理想，帶著對祖國和親人的眷戀和對未竟事業的遺憾，年僅40歲的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延安各界為他舉行了追悼會，毛澤東同志親筆題寫挽詞“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同志致哀”，表達了對他的深切悼念。

　　冼星海曾在一封家書里深情寫道：“在這大時代里，我們要把自己所能的貢獻給民族，一切獻給黨，不要時常掛念自己的幸福，因為我們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類為目的。”正如這封家書所言，冼星海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和民族音樂事業。他的一生雖然只有短暫的40年，可他的高尚品格、崇高精神和他的音樂作品一樣，卻是偉大的、永恒的，永遠激勵著人們不斷奮勇向前！

（轉自番禺融媒）